李扬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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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才(?—1879年),中国清朝后期军事人物,广东灵山县人。原属提督冯子材麾下,官至署广西浔州协镇。被参革后,走投无路,变卖田产房屋,于1878年以招抚越南股匪叶成林为名,招兵买马,反叛入越。李扬才自称是越南李朝王室的后裔,此次入越要向阮朝要回祖业,重建李氏王朝。进入越南后,李扬才广泛联络越南北圻各地的农民军余部,一时声势颇大。越南皇帝阮翼宗阮福莳(嗣德帝)向宗主国清朝告急,清政府应邀派冯子材带兵讨伐,于1879年10月生擒李扬才,送至广西省会桂林正法,传首越南。李扬才事件对北圻局势及中、越、法三方关系的变化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本    名
李扬才
所处时代
清朝
去世时间
1879
性    别

李扬才早年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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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才,中国广东省廉州府灵山县人(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灵山县)人。少年得中武童,长大后投入清军,曾在江南参与镇压太平军,后转战两粤征剿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并随军出关赴越平定“土匪”黄崇英,积功被保荐到遇缺尽先题奏总兵俊勇巴图鲁提督衔。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委署浔州协副将。赴任刚一年半,即因浔州协实缺副将达三归任,饬令李扬才交卸,遂丢掉了职务。
光绪四年(1878年)三月,李扬才赴桂林谒见广西巡抚杨重雅,冀求谋职。但杨重雅由于听信统领广西防军的候补道赵沃的谗言,拒不接受李扬才的请求,甚至还对出言羞辱他,只咨令赴广东差遣。结果“州县陵辱,抚道挟诈”,谋职却毫无希望,只得怏怏回籍。

李扬才反叛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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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有很多农民军及天地会等势力涌入越南北部。李扬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遂以奉命招抚入越农民军首领叶成林为名,将田产房屋变卖,与曾在广西兵营相识的钟万新等人密谋反叛入越。由钟万新先行入越去联络争取各路农民军的响应和支持,李扬才则在灵山县属的林坪一带招募勇丁,令应募者先自备军资口粮,约定齐集广西龙州点名发饷。除此之外,李扬才还派人前往越南北圻各地进行仔细的侦查,自从光绪四年(1878年)五月以后,越南北部忽然出现大批自称中国官方委派之人越境进入,“又有管带刘蒋花,自称浔州协镇李扬才委访机密事,遍往河内山西北宁兴化诸省,寻复径回”。[1]  光绪四年(1878年)八月二十二日,李扬才携带家眷,从灵山县九龙圩率领千余人起程,旗帜号衣仍用李扬才从前在广西带兵时的常胜营字样,并在黄旗上大书“顺成王”。八月二十四日,李扬才率众从钦州广西,由迁隆土忠州一带,沿边西窜。因为这时赵沃已闻讯调兵扼防凭祥等出关入越的道路,李扬才遂率众入土思州境,经海渊进入越南
一自起事之始,李扬才就给自己的行动涂上一层与其他农民军不同的政治色彩。他自称是已亡国六百多年之久的越南李朝的后裔,此次入越,不是象其他农民军那样各据一方,占山为王,而是声称要向阮朝索回祖业,重建李氏王朝的统治。为此,他曾分别致函两广督抚、将军等官员,除自陈战功和诉说没有官职以后的苦状外,还强调:“越南国系伊祖业,被黎、阮各姓次第篡立。今阮王懦弱无道,激变子民,勾结外匪,蹂躏各乡,人民流散,并侵犯广东之钦州、广西之龙州太平府各属边境。现虽克复各处城池,奏设边防,以遏贼窜。然安南逆匪一日不靖,则边防一日难撤,不无老师靡饷之虞。伊系越南宗室,欲复旧业,即举兵十数万,带同失所饥民,径取取越南。如安南底定,不特龙州各处边境无用防守,即饥民犹可安插从此中外靖安,一举而数备焉。更得安南山河全归一统,仍然按例上贡,无敢稍有故违,咨请代奏。”[2] 
出关入越后,李扬才“即以越南国系其祖业,欲复故物,并以干支纪年,妄书‘奉天承运’字样,其伪印撰刻‘奉天承运’、‘皇图巩固’、‘帝道遐昌’十二字,用黄纸缮发告示,晓谕越南官民改装易服”[3]  ,颇有成就一番事业的气象。由于李扬才称王太急,目标太大,所以很快就成为中越两国政府追剿的目标。

李扬才中越会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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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才的突然反叛入越,并宣言要夺取越王江山,给腐败无能的阮氏朝廷带来极大的震动。越南皇帝阮翼宗阮福莳(嗣德帝)急忙向清政府告急求援。当时中国越南宗主国,有扶助属国的义务,故遂由清政府代剿李扬才。其实,早在事发之始,清政府便担心“越南地方凋敝,何堪复遭蹂晌?此次李扬才突然起事,恐该国兵力,难资备御。……越南世守藩封,且为南服屏蔽,兹以中国武员无端生事,实属不成事体,若不早为剿平,诚恐别招窥伺,所关匪细。”遂于光绪四年(1878年)十月传旨命广西巡抚杨重雅、广西提督冯子材“迅即调派官兵跟踪追捕,务将该犯擒获惩治,毋令深入蔓延。”[4]  既而接到越南国王的告急上表后,清政府又令广东云南两省官军协助追剿。
之前在光绪四年(1878年)八月二十八日,当李扬才率众窜至海渊等地时,赵沃闻讯即率广西边防军前往追剿,又添募1600人,分别编为八营,陆续出关援剿。九月初八日,李扬才夺踞谅山对岸的驱驴。初十日,赵沃部下副将党敏宣督带亲兵及各营勇亦驰抵文渊州。接着,党敏宣派都司田福志管带镇柳中营三哨、亲兵营两哨,由间道驰援谅山。初十日,李扬才率队突至谅山城边,架梯而上,却被守城的越南官军击败,退回驱驴。十一日,李扬才又率队渡河攻打谅山,正在紧急之时,恰好田福志赶到谅山城外。田福志马上挥队奋勇攻击,枪炮并施,李扬才遭到两面夹攻,抵敌不住,只得狼狈退回驱驴,添筑堡垒,以拒追兵。九月十三日,党敏宣率大队人马追到,派镇柳后营副将刘应高率队驻扎驱驴后十余里,抄李扬才之后,田福志由谅山过河攻其前,都司谢洲、黄忠立千总党代光分攻其左右,自督亲兵营都司黄宗训由后路继进,于是日黎明一齐出队进攻驱驴。李扬才分兵迎拒,被清兵攻破营垒,毙伤多人,只得放弃驱驴,退据禄平州所辖之牛墟、峝卜等处。九月十四、五日,刘应高率兵跟踪追至牛墟,李扬才慌忙率大队前来迎敌。刘应高侦知李扬才亲临督阵,峝卜必定空虚,遂密报党敏宣派黄忠立率领兵勇袭取峝卜,李扬才不能兼顾前后,只得且战且走,又败于坑威、唐甲,最后退到长庆府治之屯梅才站住了脚。李扬才喘过气后,又分兵占踞坑横、谷隆等处,并派钟万新率兵二千去袭取太原,但被越南总督北圻军务黄佐炎(黄继炎)命刘永福黑旗军将钟万新打败。
李扬才见太原久攻不下,又率兵转攻北宁。他们结筏渡河,击败前来迎战的越南守军,俘虏将领二人,炮毙大象一只,掳获一只,夺踞南岸旧垒。黄佐炎看到情势紧急,驰书向清军求援,党敏宣由谅山抽拨两营绕赴北宁会合越南官兵将领李扬才击退。李扬才率众退入龙黯,进屯香洧,旋袭破越将胡领兵营垒及咘下等屯,声势复炽。
光绪四年(1878年)十一月初六日,党敏宣率兵攻克李扬才部下踞守的州咘,十一月十五日又在板琴对面山洞中擒获李扬才的部将李四,解赴龙州赵沃军营审办。但是,在随之而来的新街之战中,党敏宣被李扬才打得大败。关于此役,光绪五年(1879年)二月二十七日,同文馆学生沈铎翻译上海二月十七日新报载越南东京来信称:“去冬李逆扬才率党出关,广西赵道台即檄调总兵党敏宣督兵追剿,追至东京之太原府所属地方,扎定营寨,将欲攻击,被李逆暗遣心腹之人到营,诱出兵丁数百名叛归逆垒。彼时党总兵见军心摇动,不敢交锋即迅速驰书赵道台,请添三营兵勇往助。三营兵至,甫经对敌,又为李逆所败,幸而李逆未及穷追,故未至大失。党总兵收队整军,恐上宪见责,负咎不小,转报称奉命追剿逆贼,我军步步为营,先虽小挫,旋获全胜,追杀李逆,穷奔狂窜,谅已胆寒,从此不能如前之猖厥云云……。新报主人云:向者剿办发逆(太平天国),大抵皆讳败为胜,以至势成燎原,几不可制。兹党总戎亦蹈前辙,吾不知其可矣。”[5]  后来,党敏宣向刘永福求救,才把占据新街的李扬才部属打败赶走。

李扬才兵败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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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子材接到清廷关于追剿李扬才的命令后,于光绪四年(1878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从广西提督驻辕地柳州起程,十二月十七日驰抵龙州,即准赵沃将原防关内外军勇及文武员并造册移交,于十八日接统;略加整顿后,即于二十八日率领二十六营清军自龙州厅城率队起行,光绪五年(1879年)正月初一出镇南关镇压李扬才之乱。
得知冯子材出关后,李扬才将钟万新等将由买市、新街退回东园,与主力会合,进踞太原省辖之左丁、左大一带,以避清军的锐气。并联络河阳的覃四娣,欲取宣光,向十州发展。但冯子材行动更快,他派副将吴天兴与参将刘敬各统所部五营,由山阳绕出宣光,以截左丁、左大逆窜之路,又令总兵陈朝纲督率五营,由北洑直逼东园,拨兵从旁抄剿,以分敌势,另派参将杨逢春五营,由波顿、野市暗赴左丁截击,并饬越南官军会合夹击。自己则自北宁起程,率主力赴太原督战,一战而攻克左鸾、左丁、左大,收复河渭总、冷市等处。随即督军前进,于二月二十九日次第攻拔板旺、板落两处。自三月初三至初六日,又将板戈、那瀚、叫旺、左宁、邱瓜等处收复。李扬才节节败退至者岩,准备做困兽之斗,固守顽抗。
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初三日,冯子材集齐清军各将,对者岩发动总攻击。战斗在初四黎明开始,经过一场激战,将李扬才全军歼灭,斩首近九百,俘获三百余,李扬才所设丞相军师元帅等大小头自及家属族党27名均被生擒,只被李扬才带着几名心腹逃脱。冯子材得知李扬才仍在太原省辖境山谷窜匿的消息后,遂招募越南土人五百名配入清军各营,分头引兵入山严行搜拿,终于在光绪五年(1879年)九月初三日将李扬才生擒。随后将李扬才押解至广西省城桂林正法,并传首越南地方,悬竿示众。

李扬才事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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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才事件虽然是一场规模并不大的叛乱,但却对北圻局势及中、越、法三方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对中越关系而言,中国透过平定李扬才之乱而树立了在越南的地位和威望,越南则重拾对“天朝”的信心,开始把抵制法国侵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本来在太平天国之后,大批“土匪”涌入越南北圻,成为越南的烫手山芋,故不得已请求清军出兵入越剿匪,自1869年以来至李扬才之乱,已有三批清军入越剿匪,这并非越南所心甘情愿,嗣德帝曾为此责备黄佐炎(黄继炎)说:“远求清兵,系尔等迟久,不能同心悉力办清,故不得已出此下策!”[6]  故越南并没有联中抗法的企图,不愿中国涉入越法关系中。但是李扬才之乱则使情况发生变化,嗣德帝看到冯子材所率清军的实力,出关三个月即剿灭横行霸道的李扬才,因此转而亲近中国,当时清廷命冯子材在平息叛乱后撤回中国境内,嗣德帝立刻上书两广总督,称“冯大人奏准凯还,忍以末了之责付之,下国势难独办。且承贵大人照顾,屡派往探,如今次之吴迪文者,想亦欲明中外情势,以恢助弱字小之国,不特为边氓也”。[7]  于是冯子材留清兵五营分别驻扎在太原、谅山及高平一带待命。其后嗣德帝更是极力密切与中国的联系,试图借助中国力量来对抗法国
法国则一直觊觎北圻,曾在1873年挑起北圻变故,而中国则是法国吞并北圻乃至整个越南的障碍,特别是经此李扬才事件后,清军的进驻威胁了法国在北圻的利益,而越南求救中国的行为违背了第二次《西贡条约》,为法国所不容,故使法国人对李扬才事件耿耿于怀。1879年法国驻河内领事对冯子材与黄佐炎大军会山北一事质问越南河内省臣陈廷肃、阮有度,要求呈报相关消息。陈、阮二人竟下令山北及邻省“凡有关事体预咨该省,俾该领知悉,以免疑讶。”嗣德帝谴责陈、阮二人有失国格,说:“非关他事,何可一一咨报?甚不合,不善。”[8]  这只是李扬才事件之后的一个开端,此后法国的阴谋越来越彰显,使中、法、越三国围绕北圻的关系愈发紧张,终于引发了1883年的北圻远征
参考资料
  • 1.    《大南实录·正编第六纪·翼宗英皇帝纪》卷59,第24页。
  • 2.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66—67页。
  • 3.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76页。
  • 4.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69页。
  • 5.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38页。
  • 6.    《大南实录·正编第六纪·翼宗英皇帝纪》卷56,第18页。
  • 7.    《大南实录·正编第六纪·翼宗英皇帝纪》卷63,第7页。
  • 8.    《大南实录·正编第六纪·翼宗英皇帝纪》卷62,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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